从实务案例中解读疫情期间常见的六类刑事犯罪（上）

自2020年1月23日凌晨，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导致武汉封城起，我国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已经将抗击新型冠状肺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第一等要事。2020年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

2020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新冠肺炎意见”），《新冠肺炎意见》全文共罗列了九大类刑事犯罪，其中分别是：1、抗拒疫情防控犯罪；2、暴力伤医犯罪；3、制假售假犯罪；4、哄抬物价犯罪；5、诈骗、聚众哄抢犯罪；6、造谣传谣犯罪；7、疫情防控失职渎职、挪用贪污犯罪；8、破坏交通设施犯罪；9、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新冠肺炎意见》共计三十二个罪名，详见文章后附的罪名。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20年2月11日到2020年3月4日，共计发布四批《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下称《最高检新冠肺炎典型案例》，其中大部分案例都是经过新闻报道过的，具有典型、普法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0年2月11日发布首批《最高检新冠肺炎典型案例》的前文中指出，“依法办理各类妨害新冠肺炎防控犯罪案件，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各个环节，依法把握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正确处理严厉打击与依法办案的关系。” 其中“把握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我认为就是坚持罪行法定，疑罪从无等刑法、刑诉法的基本原则，“正确处理严厉打击与依法办案的关系”我认为就是要在服务防控新型冠状肺炎大局的基础上，办案人员要坚持程序公正，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特别是要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及法律帮助的权利，从这两点看，最高检在践行法治的轨道上是进步的。

下面将从“抗拒疫情防控犯罪”、“暴力伤医犯罪”、“制假售假犯罪”、“哄抬物价犯罪”、“诈骗犯罪”、“造谣传谣犯罪”六类常见的刑事犯罪，摘取相关案例，并对案例进行解读，共同学习，提高刑事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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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疫情防控犯罪

案例一：四川南充孙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2020年1月20日，湖北武汉市某医院从事护工工作的孙某某随妻子、儿子、儿媳和孙女驾车返回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吉安镇。1月21日，孙某某在嘉陵区吉安镇3社吃坝坝席，期间接触多人。1月22日，孙某某出现发热咳嗽症状，其儿子开车送其到李渡医院就诊，后孙某某乘坐客车从李渡返回吉安老家，车上接触多人。1月23日上午，孙某某病情恶化，其子开车将其送至南充市中心医院嘉陵院区就诊，医生怀疑其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让其隔离治疗，孙某某不听劝阻悄悄逃离医院，并乘坐客车返回吉安镇，车上接触多人。1月23日14时许，工作人员将孙某某强制隔离治疗。其在被确诊和收治隔离后，仍隐瞒真实行程和活动轨迹，导致疾控部门无法及时开展防控工作，大量接触人员未找回。现21人被隔离观察，吉安镇2、3、4社三个社区被隔离观察。2月5日，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区分局对孙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一案立案侦查。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派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法律要旨】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不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案例二：湖北竹山刘某某涉嫌妨害公务案。

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竹山县得胜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1号令决定，启动道路管控，村组道路限制通行，各村组在重要路口设岗劝返外出人员。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二）9时许，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无视政府禁令，从竹山县得胜镇茶场村家中出发准备前往亲戚家串门，行至得胜镇花西路口，遇得胜镇政府在该处设置的疫情防控检查岗时，现场执勤干部张某某和执勤警察对刘某某进行劝返，刘某某和执勤警察及干部进行纠缠，并对执勤干部进行辱骂。执勤干部夏某某安排医护人员刘某给刘某某测体温，刘某某一把抓住红外电子测温仪拒绝工作人员检测体温。执勤干部夏某某因担心刘某某会毁坏红外电子测温仪，迅速上前抓住刘某某的手，将其手掰开，让刘某把红外电子测温仪拿走。刘某某趁其不备，一拳打在夏某某的头部，接着用手抓夏某某的脸，当场将夏某某的脸上抓出两道血痕，然后用左手抓着夏某某的左腋下衣服不松手，直到夏某某将刘某某摁在地上。被在场群众拉开后，刘某某又抓起路边的泥块砸向夏某某。在场执勤的干部不断地给刘某某宣讲防控疫情要求，刘某某仍不理会，反而继续对执勤干部进行谩骂，将执勤点的椅子踢倒，并将两个警戒筒扔到马路中间，后被执勤民警制服。

1月27日，竹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该案，根据《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坚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在依法准确把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积极主动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建议公安机关以妨害公务罪对刘某某立案侦查。2月3日，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当天，竹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从快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以妨害公务罪批准逮捕。

【法律要旨】《新冠肺炎意见》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含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针对的是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的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受委托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的从事公务的人员实行的犯罪，那么如果有犯罪嫌疑人对履行防控措施的保安、村民采取殴打、威胁等行为手段，也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妨害公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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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伤医犯罪

案例三：湖北武汉柯某某涉嫌寻衅滋事案。

2020年1月27日，犯罪嫌疑人柯某某的岳父田某某（68岁），因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入住湖北省武汉市第四医院（西区）。1月29日上午，家属因转院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家属表现情绪激动。当晚9时左右，田某某病情危急，家属呼叫医生进行救治，期间有大喊大叫、大力拍病房门等过激行为。该院值班医生高某穿防护服准备进入隔离区时，见家属情绪激动，存在危及自身安全可能，立即告知主任刘某，刘某报警要求公安机关介入后再进行治疗。硚口分局警务站接警后与病人家属进行沟通，希望家属平复情绪。与此同时，高某安排护士对田某某进行抢救。但田某某由于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柯某某及田某某的女儿到隔离区内护士站找到正在填写病历的医生高某，田某某女儿将高某拉出护士站后，柯某某随即用拳头殴打高某的头部、颈部，并拉扯高某的防护服、口罩、防护镜等，致高某颈部被抓伤，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被撕破、脱落。双方在拉扯过程中致一名前来劝阻的护士手套脱落。被害人高某经两次核酸检测为阴性，其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

1月30日0时15分，硚口分局警务站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该院隔离区依法处置。当日，硚口区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柯某某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硚口区人民检察院于当日派员提前介入，成立专班研判该案，建议公安机关及时搜集和固定相关证据，并提出继续侦查补证建议。2月1日，因犯罪嫌疑人柯某某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公安机关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目前由办案单位、住所地派出所及社区三方对其进行监管。

【法律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随意殴打医务人员，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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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假售假犯罪

案例四：浙江义乌邵某某、毛某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

犯罪嫌疑人邵某某系外贸从业人员，得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市场急需口罩，便至义乌寻找货源转手卖出以赚取差价。1月25日，犯罪嫌疑人邵某某先后两次从田某某（另案处理）处购置劣质仿冒“3M”口罩共计2万个，并将上述口罩销售给犯罪嫌疑人毛某某，销售金额达十八万余元。犯罪嫌疑人毛某某通过微信又将该批口罩出售给他人，销售金额二十万余元。案发后，涉案劣质仿冒“3M”口罩在运输途中被截获。经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检验，涉案口罩的标识、头带、过滤效率均不符合标准要求，系不合格产品。

1月25日晚，义乌市公安局经群众举报及舆情监控，在义乌市江北下朱查获涉嫌销售劣质仿冒“3M”防护口罩的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等人，1月27日对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等人刑事拘留。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在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被刑拘当天即主动对接义乌市公安局，于1月28日提前介入该案，提出完善证据、后续侦查和追诉上家的意见，上家田某某于1月29日被抓获到案。义乌市公安局于1月30日将该案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同日对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毛某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目前，义乌市人民检察院正引导公安机  关对邵某某、毛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完善证据，将于近日对该案进行审查并提起公诉。该案系全国首例防疫期间“问题口罩” ，向社会发布后，被媒体广泛报道，相关短视频报道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播放2.5亿次、转发1.25亿次，微博热搜阅读1.4亿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法律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五：江苏省扬州市纪某某涉嫌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案。

2020年1月29日，被告人纪某某（健身馆经营者）得知新冠肺炎疫情在一些地区呈扩散、蔓延势头，预判具有防护功能的医用口罩市场需求量巨大，遂通过网络联系到某旅游用品厂（非医疗器械经销商），以0.5元一只的价格购买了9600只在保质期内的“飘安”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并于当日晚销售完毕。此后，纪某某看到销售口罩利润可观，明知该厂另有6万只“飘安”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为过期产品，仍以0.1元一只的价格购予以购买并现场结清货款。为掩盖口罩已过期的事实，1月30日凌晨，纪某某将上述口罩存放于自己所经营的健身游泳馆内，将每包口罩的外包装袋撕开，销毁标注有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的合格证。1月30日至31日，纪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销售信息，以一只0.5元至2元不等的价格将上述口罩出售给被害人曹某等人，得款55100元。经检验机构检验，涉案口罩的细菌过滤效率不符合相关规定标准的要求，系不合格产品。扬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对纪某某以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并于2月1日对其取保候审。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引导公安机关对涉案口罩的性质、功能用途、销售口罩时的主观故意等方面强化证据收集，确定了涉案口罩系医用器械，且销售时纪某某主观故意明确，根据“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建议公安机关变更涉案罪名。2月22日，公安机关以纪某某涉嫌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依法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听取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2月24日，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以被告人纪某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提起公诉，目前案件正在法院审理中。

【法律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本罪中的医用器材包括医疗器械和医用卫生材料。

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事关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人身安全，生产、销售伪劣医用器材危害极其严重，必须依法严惩。司法实践中反映出的突出问题还应准确把握：一是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问题。对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具体认定时，可以依据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进行认定。实践中常见的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防护服、防护眼镜等均被列入目录，属于医疗器械。国家药监局和各省级药监局也都对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进行注册管理。办理相关刑事案件可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对于没有列入医疗器械目录的其他各类口罩、酒精等物品，则不宜认定为医疗器械。二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问题。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中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应当以有利于保障人体健康为出发点，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将其限定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根据刑法和2001年“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等规定精神，对于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注册产品标准或者产品技术要求，可以视为行业标准。三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问题。“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是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重要入罪条件。根据2003年“两高”《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在办案中审查认定是否“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应当从是否具有防护、救治功能，是否可能造成贻误诊治，是否可能造成人体严重损伤，是否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等方面，结合医疗器械的功能、使用方式和适用范围等，综合判断。

案例六：江苏省南京市程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被告人程某某系南京某药业公司医药代表。2020年1月底，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市面口罩紧缺，被告人程某某、朱某商议购进口罩向药店加价销售以牟利。1月21日，二被告人联系南京某商品批发市场的个体经营户被告人丁某某购买口罩。后丁某某从同市场的经营户被告人张某某处购入5.16万只“3M”牌口罩转售给程某某和朱某，并告知该口罩系仿制口罩。经查，上述口罩系徐某某（另案处理）经营的家庭小作坊生产的劣质仿冒“3M”口罩。1月22日，被告人程某某在其所加入的药店经营者微信群内发布消息称，有一批3M公司为疫情防控连夜赶制的口罩，可向各个药店供货。1月22日晚22时至23日凌晨，被告人程某某在其就职的药业公司所在地的一楼大厅内，以人民币30.9万余元的价格将上述劣质口罩销售给二十余家药店，并提供了虚假的检验报告。经鉴定，上述标有“3M”注册商标的口罩为侵犯“3M”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且过滤效率不符合质量标准。

2020年1月29日，南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群众举报，将线索移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该分局于1月29日和1月30日抓获涉嫌销售伪劣口罩的被告人程某某、朱某等4人，并予以刑事拘留。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于当日接到公安机关案情通报后，立即通过视频会议系统远程提前介入案件，从案件定性、证据收集固定、追查口罩源头等方面提出侦查取证建议。

2020年2月5日，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将该案提请批准逮捕，同日雨花台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并提出了进一步侦查意见。2月20日，雨花台分局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雨花台区检察院受案后，听取了辩护人以及被害单位的意见，并依法讯问了四被告人，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四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并于2月21日提起公诉。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于3月2日远程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程某某、朱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16万元；判处被告人丁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罚金人民币6万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6万元。

【法律要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同时，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

在办理涉疫情物资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时，需要正确区分和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如果生产销售的是纳入《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的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防护服、防护眼镜等医疗器械，且不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认定为“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对于生产、销售没有列入医疗器械目录的其他涉医用物品，如果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或者货值金额十五万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